这半年来又写了三四十篇小文,承篠君的好意说可以出版,于是便结集起来,题上原有的名字曰“苦竹杂记”。“杂记”上本有小引,不过那是先写的,就是写于未有本文之先,所以还得要一篇后写的,当作跋或序,对于本文略略有所说明。 但是这说明又很不容易,因为没有什么可以说明,我所写的总是那么样的物事,一两年内所出的《夜读抄》和《苦茶随笔》的序跋其实都可以移过来应用,也不必另起炉灶的来写。这又似乎不大好,有点取巧,也有点偷懒。那么还只得从新写起来,恰好在留存的信稿里有几篇是谈到写文章的,可以抄来当作材料。其一,本年六月廿六日答南京阳君书云: “手示诵悉。不佞非不忙,乃仍喜弄文字,读者则大怒或怨不佞不从俗呐喊口号,转喉触讳,本所预期,但我总不知何以有非给人家去戴红黑帽喝道不可之义务也。不佞文章思想拙且浅,不足当大雅一笑,这是自明的事实,唯凡奉行文艺政策以文学作政治的手段,无论新派旧派,都是一类,则于我为隔教,其所说无论是扬是抑,不佞皆不介意焉。不佞不幸为少信的人,对于信教者只是敬而远之,况吃教者耶。国家衰亡,自当负一份责任,若云现在呐喊几声准我免罪,自愧不曾学会画符念咒,不敢奉命也。纸先先生《震庚日记》极愿一读,如拟刊行,或当勉识数行。草草不尽。”红黑帽编竹作梅花眼为帽...